《自画像》—— 罪、忧郁与国族

自畫像 楊婕.png

作者/庄伟祥

我们都有罪,或许不是法律上的罪人,而是在欲望中的受刑人。电影《自画像》将但丁神曲里的“七宗罪”做为电影里人物的注脚,透过主角们的情感与欲望,暗示了这些罪其实是来自爱的匮乏。爱的形式可以是对人、对神甚至是对国家,而就在与爱拉扯交缠的过程中,那些罪就会像恶灵般,悄悄现形。

陈宏一导演很巧妙地将台湾的政治情势与电影中的人物相互辉映,从满腹理想的左派女知青杨婕(张甯饰)、曾是社运分子的颓废艺术家江中泽(林哲熹饰)到跨性别讷讷(Kiwebaby饰)的爱欲辛酸血泪,这些角色俨然就是台湾的国族寓言。市井小民生活的百态,都与政治紧紧相扣着,而他们生活的艰难,也正是台湾的困境。影片一开始,杨婕疑似遭人杀害且挖走了两颗眼球,全身赤裸地躺在画布上,身上还涂满白色颜料,遗体摆放的姿态就像江七幅画中的一幅《杨婕裸体画》。虽然剧情并非设定杨是他杀,而是自杀,但自我放逐的江中泽却自首了。或许对江来说,他失去了太多,他彻底失去了自我,因而只能在艺术跟性爱中感觉到活着。他自首,因为他已经没什么可以再失去了。他在旁白中提到:“小时候只想要快点长大,可是长大后的世界,却是那么陌生,希望都只会变成失望。那些美丽的东西都只存在画框里面,那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我不要它消失”。画框里尽是人性的贪嗔痴、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全都用抽象的符号画了出来,这些美丽的东西,都是众生的爱恨情欲,我们都在里头受苦受难。

自首后的江中泽承认挖走了杨捷的双眼,也对医生说这是在拯救她、留下她,因为他爱她。江爱慕的就是杨的双眼,那眼眸子让江回忆起过去他参与社运时的热血与对社会的期待,而杨的双眸正是江想保留的东西。他病态地挖走杨的眼球以为能把希望留住,但却把自己推往深渊。他不愿承认杨的死亡,连哀悼都来不及,遂即走向忧郁且精神分裂的状态。说起来令人难过,江好不容易拥有的希望却又落空,他的生命已处在忧郁中,杨带来的温度,瞬间变成冷冰冰的尸体。对江来说,连哀悼都嫌多余,因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内在能量去哀悼那些消逝的东西。

而那看似充满希望的杨婕,期待能在体制内改变社会结构,进而帮助弱势族群。她的聪明才智引起了张耀洲立委(郑人硕饰)的注意,杨因此有机会进入张的团队服务。然而,一切都不如杨想得如此美好。一次会面后,杨差点在车里被张强暴,但她内心恐惧的程度,也许已是跟被强暴差不多了。张强暴未遂,就在车子里打手枪给杨看,口中碎念着,告诉杨这是社会的现实面,要她学着点。理想终将是会被人性现实打败,原本张是个令人尊敬的父亲/兄长形象,但到头来他也就跟她父亲一样令她噁心。片中的父执辈形象,甚至包括江,都曾经拥抱着崇高的理想,也是杨崇拜的对象,但最后都伤害了她,也间接伤害了三三(林微弋饰)与讷讷。失落的杨变得愤世,也步上了江的后尘。最后她与江互舔伤口,接了吻,虽然后来她百般求饶想要停止,却阻止不了她被强行插入的命运。 最后,杨拿了手边的刀插入自己心脏。与其被男人进入,不如她自己进入自己。她的死亡,象征着左派的再次失败;她的死亡;让她与自己过去的不堪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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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婕自杀的那把刀子是讷讷愤怒时闯入她家所留下的。跨性别的身分让讷讷永远无法像个真正的女人般被异性恋男人拿来当作炫耀的配饰。或许这样说有点不太政治正确,但跨性别的讷讷其实只想被异性恋男人讨论跟在乎。她被警方质询时坦言:“每个男人,都抱着好奇心来认识我,认识完我之后呢?消失的消失,还有的甚至装不认识,他们不敢跟任何朋友说他认识过我,因为认识我很丢脸啊,因为我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哪有人敢跟他朋友讲说他跟我怎么样过啊,丢脸死了”。因此,她在派对认识的日本男友Hiroki(冈本孝饰)好不容易要带讷讷去家父母时,讷讷才不顾一切地投入,她以为Hiroki把她当作真正的女人,甚至论及婚嫁,但到了现场,才被Hiroki已怀孕的老婆刺激,她拿了刀杀出去。讷讷一路冲去找杨,要杨帮她把男性生殖器割掉。她对杨的感觉也是矛盾的,讷讷嫉妒杨身为一个异性恋女性,又出身好家庭。但杨对讷讷坦白自己过去遭受父亲性侵,他们冷静过后,居然激情起来,讷讷也勃起了。她充血的阳具与她内在的性别认同产生极大矛盾,跨性别的她,情欲对象居然可男可女,惊恐之下,讷讷冲进了厕所大哭一场。在面对警察的盘问时,讷讷跨性别女异性恋的自我认同动摇了,她似乎也不再想动手术将自己变成女生,她只想“维持现状”。陈宏一导演在放映周报专访时也谈到,跨性别的讷讷“亦阴亦阳,内在充满自我冲突的状态则隐喻台湾这块土地上不歇的矛盾”。

主角的命运也正是台湾后殖民时代的国族寓言:忧郁的青年,因爱被拒绝、不接受,甚至践踏蹂躏,撤回了对那个他者们的欲望,回到自我,就如同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导致人民处于一种内在分裂的状态:想爱但却不敢爱,恨嘛,又没有条件跟筹码。最终落得暗自神伤,与自我共处,与罪同乐。

关于此片角色与台湾政治困境的讨论早已沸沸扬扬,在此就不多赘述。我特别将三位主角分别谈论,是想说明三位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执着的自我。江中泽不愿投靠商业手段,只埋首于自己的创作;杨婕不愿接受立委口中的现实而只想努力改变社会;讷讷不管世俗眼光,跨性别的她勇敢为自己而活,即使对自己身体不满意。执着的自我在心里上其实是一种对自己所爱之人事物的失落。虽然电影的政治符号太强,人物过于悲剧性,但不啻也是对于当代台湾社会青年生活状态的隐喻,又或者,电影中三位主角的失落,就是全台湾人民在国际社会的失落,这点也可以从导演不断在影片中穿插许多近几年台湾社会以及政治事件(例:太阳花学运、关厂工人卧轨、移工、某宗教反多元成家、习马会跟2016总统大选)窥见。而主角的命运也正是台湾后殖民时代的国族寓言:忧郁的青年,因爱被拒绝、不接受,甚至践踏蹂躏,撤回了对那个他者们的欲望,回到自我,就如同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导致人民处于一种内在分裂的状态:想爱但却不敢爱,恨嘛,又没有条件跟筹码。最终落得暗自神伤,与自我共处,与罪同乐。

整部电影都有种说不上来的压抑感,这种压抑感掺杂着污秽、颓废、纵欲、垃圾与血腥,挑战着观影者的极限。特写垃圾车挤压垃圾时车厢流出的腐臭汁液、三三的暴食与呕吐、蓬头垢面的街友、窗外的苍蝇以及挖眼球的过程等等,这些画面讽刺着资本社会里的进步思维,看似进步的社会,实则愈堕落,也预示着人性里的“罪”在表面的和谐与政治化的社会中如何打破身体/社会疆界,用另一种形式存在,真真实实的存在,即使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某种程度来说,这些画面的呈现即是压抑后的产物,从主角心理上的压抑到整体社会的压抑。而压抑也正依附在忧郁的自我,我们愈想排掉它,它愈是紧跟着我们。忧郁的主角们反映了忧郁的青年社会,自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供给温暖跟安全的父亲/兄长形象,相反的,那些父执辈男性掌握着权力,像是操弄着自己的阳具般,对着他人发泄自己的欲望,身体上、思想上乃至国家社会。虽然江中泽也是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但他的画笔却掌握了符号的创造与再现,最后杨婕也遭到他的阳具侵入。他们的自我孤苦无依,选择了压抑,压抑着原本的期望与可能,只是压抑着的忧郁自我,并不健康,这样的自我会诱发着“罪”,开始对周遭愈来愈不满,甚至互相伤害,就算表面看不出来,它还是会从身体/社会窜出,尽可能地以一切污秽的样貌示人。

忧郁的主角们反映了忧郁的青年社会,自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供给温暖跟安全的父亲/兄长形象,相反的,那些父执辈男性掌握着权力,像是操弄着自己的阳具般,对着他人发泄自己的欲望,身体上、思想上乃至国家社会。虽然江中泽也是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但他的画笔却掌握了符号的创造与再现,最后杨婕也遭到他的阳具侵入。

陈宏一导演在电影最后安排一位全盲的男孩走进江中泽的画展,伴随着三三对江中泽的自白,观影者才知道江中泽其实是个色盲。男孩慢慢走向江中泽最后一幅七宗罪的画,张着嘴的两张脸,在导演将镜头做成动画时,愤怒的两张脸变成了两只眼睛,呼应着杨婕被挖去的双眼。眼睛带着我们走向这个光明的世界,也因为眼睛,我们有了各种欲望,因而带来了罪孽。导演在最后的安排让我们反思一件事情:男孩开心地走进了充满七宗罪的世界,但他似乎并不受到影响,他穿越了双眼,走向属于自己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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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伟祥,交通大学外文所外国文学组毕,以研究台湾导演张作骥的电影为主,题目为“失落/残存:张作骥电影的忧郁政治及其边缘主体”。着迷于各种文学理论与影像分析,擅长精神分析理论与电影的评论。平常也爱创作一些散文及小说。

编辑/林念臻